茂名市一官员涉嫌受贿1700余万元受审“廉洁干部”既收钱“卖”官又送钱跑官，北京东城律师，北京市丰台区律师，北京房产纠纷律师，北京医疗纠纷律师，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知名律师，北京劳动纠纷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北京市石景山区律师，北京丰台律师，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北京著名律师，北京婚姻律师，北京交通事故律师，北京合同纠纷律师，北京市东城区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石景山律师，北京市大兴区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淀律师，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北京法律顾

本网记者 邓新建 本网通讯员 韦磊 　　

    今天上午，广东省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一案，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检察机关查明，朱育英在担任广东省信宜市市委书记兼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在信宜市属干部提拔、交流、换届任用以及工程发包、支付工程款等事项中，涉嫌受贿人民币1300多万元、港币300多万元、美元20多万元。另外，为谋求职位升迁，他还曾向广东省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行贿20万元。

2005年，信宜市某镇镇长梁某被提拔为该镇党委书记。为感谢朱育英在其职务提拔上的关照，梁某在当年5月来到朱育英的办公室，送给朱育英20万元人民币。

　　2006年12月，经朱育英同意，梁某调任信宜市区东镇街道办党委书记。他在到任几天后来到朱育英家楼下，在朱育英的车里送给朱30万元人民币，朱育英再次收下。

　　2008年，梁某为谋求升迁，于当年11月、12月，先后在茂名市委宿舍大院送给朱育英15万美元。在朱育英的推动下，梁某在2009年9月被任命为信宜市副市长。除了这几次大额贿赂之外，梁某为了与身为当地一把手的朱育英保持良好关系，从2005年至2009年，先后在中秋或春节期间送给朱育英6万元，朱育英都欣然收下。

　　据该案办案人员介绍，梁某为谋求升迁或转任而送钱给朱育英，只是当地官场风气的一个体现。经查明，朱育英先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港币360万元、美元20万元。

　　办案人员介绍，朱育英自己还经常说一句话，叫“先上车，再买票”。意思就是先不收钱，等事情办好以后再收钱。这些当地干部送钱给朱育英，有的是想由镇长做书记，有的是想由小镇的书记转任大镇的书记，有的是想从镇里到调到市里的单位，但他们的手段是一样的，就是用钱做助推剂。

　　“我提拔人主要看工作能力”

　　据朱育英交代，他提拔人主要是看能力，而不是只看对方送钱多少。“大家认可这个人我才会提拔，而且要看个人的业务能力”、“我不会让不懂业务的人管钱，让不懂业务的人去管业务”。他还特地提到了信宜市水务局原局长伍某对其行贿一事做例子。

　　2006年，时任信宜市水务局局长的伍某为谋求改任信宜市卫生局局长或信宜市政协副主席，于当年12月在朱育英家楼下将100万元贿送给朱育英，朱育英欣然将钱收下。但朱育英认为伍某与省水利厅关系较好，有利于该市水务局继续开展工作，就安排伍某继续担任信宜市水务局局长。当然，他也承诺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关照伍某。

　　收受贿赂连挖掘机都拉走

　　检察机关查明，除了在干部提拔、人事调动、换届任用过程中收受贿赂外，朱育英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信宜市有关工程发包承揽、工程建设、支付工程款等事项中，收受3名工程承包商贿赂共计人民币150万元、港币30万元，甚至于连钩机(挖掘机)都收。

　　2003年年初，信宜市公安局准备建设戒毒所。朱育英的弟弟朱育明找到信宜市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林某，称可以通过朱育英把该工程争取给林某承建，条件是按总工程款返回8%给他和朱育英，林某表示同意。

　　朱育明将此情况告诉朱育英，朱育英即向信宜市公安局的有关领导打招呼，“建议”将信宜市戒毒所工程交由林某承建。2003年11月，林某通过挂靠信宜市建筑工程公司和信宜市公安局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

　　随后，他根据约定，于2004年、2005年春节期间和2005年上半年，先后将总计50万元人民币送到朱育明家中。由于这些还不够支付约定的8%的好处费，2006年，经与林某商议，朱育明又将林某一台价值50万元人民币的钩机拉走折抵。

　　行贿茂名原市委书记20万

　　2008年，朱育英将到退休年龄，为谋求茂名市副厅级职位，他在当年六七月的一天，约请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到当地比较上档次的荔晶酒店吃饭，其间贿送给罗荫国20万元港币。

　　由此，在罗荫国的关照下，朱育英于2008年年底升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厅级)。为了和罗荫国联络感情，朱育英还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先后在春节期间，分4次送给罗荫国现金共计人民币8万元。

　　办案人员外围突破受贿事实

　　据了解，2011年2月，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带走调查，朱育英感到“比较紧张”。当年3月19日，广东省纪委在茂名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责令“有问题”的官员在4月10日前向专案组主动交代，以争取宽大处理。朱育英离4月10日期限届满前几天来到专案组，“交代”称曾经收受过一点红包，总额大约有几万元钱，已经上交给了信宜市纪委。

　　事实上，在之前一段时间及罗荫国“落马”后，已经有很多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向纪委和检察机关反映朱育英有问题。专案组经过分析，认为朱育英存在受贿的可能性很大，肯定远不止其交代的这几万元的问题，但专案组当时并没有掌握其受贿的直接证据。

　　于是专案组决定，一方面由纪委出面和朱育英谈话，敦促其主动交代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外围收集朱育英受贿的相关证据，寻找案件突破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外围摸查，办案人员掌握了朱育英部分直接、扎实的证据，当办案组向朱育英摆出这些证据时，朱育英明白已经无法蒙混过关了，心理防线迅速崩溃，陆续交代了其受贿达1000多万元的事实。

　　本网广州5月15日电